高校教师的时间安排通常具有弹性，但弹性之中有刚性任务，青年教师亦是如此。他们在晋升压力之下需要完成课题和论著的考核要求，同时还要负担教学和一定的行政工作。加快节奏、延长时间，以超负荷方式进行“自我剥削”，几乎是青年教师的必然选择。高校评价青年教师是以其在所限定的时间内发表论文(包括文章数量和刊物等级)和拿到课题(主要是国家项目)为首要标准。论文和课题之所以重要，不仅因为它是青年教师能力和产出的体现，而且对于高校参与学科评估、排名等级有直接影响。因此，写论文和申请课题主要不是由个人兴趣驱动的科研活动，而是不得不为之的刚性要求。一位刚入职一年的工科教师张未(本文所使用的受访者人名均为化名)这样描述他近期论文写作的经历:“我今年要发1篇SCI二区的文章才能有机会留下。半年前我巴结了一个大佬，他愿意给我数据，但数据不全，我的知识结构也对不上......总强过要我做无米之炊，硬上呗。这篇花了5个月时间才完成初稿，事倍功半。白天有课和其他事情，论文大部分都是晚上完成的。我没有一天2点之前睡觉，经常躺下还睡不着，没把握，前途还搭进去了。躺了半小时我还没睡着，就继续起来干......很累。有次闹钟没响，我直接睡到第二天凌晨，整整睡了28个小时。”虽然存在学科差异，但学术科研工作有其自身的内在节奏。不过，现在通常的节奏被打乱。青年教师大多马不停蹄地突破着自己的抗压上限。一位教学型医学院的青年教师林宏宇介绍了他的日常时间安排:“早起就做实验到下午3点，然后赶紧睡下，5点半要去手术室接班，做到第二天早上8点，白天继续做实验。有时候晚上还要上夜班，整个人很疲惫......要过考核我今年必须还要发文章。医学院就是这样，虽然不同科室会有些区别，只能这样熬。最近一次连续通宵是上周，我两天只睡了6个小时，每天只睡5个小时是常态。”高校对科研成果的要求有规定的考核时间和评价范围，青年教师学术工作的时间安排和科研取向均受制于行政逻辑的强制，由此带来的时间压力会降低学者分配时间的自主性从而影响运用时间的质量。根据行政规定的截止日期来进行工作与根据学术热情进行科研的时间安排存在内在冲突，因前者具有强制性，会阻碍创造力和降低研究质量。从以往研究和受访者的经验来看，在压力型体制下的竞赛中，青年教师大多倾向于服从和适应，比如迎合期刊偏好写作、为追求发表数量而将一篇文章拆后投稿，甚至还可能出现学术不端行为。预聘期内申请到国家自然/社会科学基金往往是国内当前大多数实行“非升即走”政策的高校中青年教师获得晋升的必要条件。受访者普遍表示由于资助率不高、自身学术资源限制、迎合项目指南、时间压力大、运气不好等原因，获得国家级科学基金的难度甚至比达到论文要求更大。一位刚休满产假回到工作岗位的理科青年教师王馨这样描述她第三次撰写申请书的经历:“寒假我边带孩子边写本子，小孩小，白天我抽不开身，边哄他同时还要浏览基金申请的那些论坛、QQ群，怕万一错过消息。晚上孩子睡了，我也上下眼皮打架得厉害。但马上就要交本子了，不去申请怎么会中呢?只能强撑不睡觉来写本子。那段时间我在厕所抱头痛哭了好几次，我老公一直劝我别在高校了......他觉得我现在实在是太难了，怕我崩溃。”幸运的是，这次她中了，她用“范进中举”一词形容自己得知获得资助后的感受。另一些受访者仍因暂未获得国家基金而难眠。一名已有讲师编制的青年教师邓喻中谈道:“今年，一个国自科是明确的评副教授的要求，去年还不需要。因去年我们学校申请人数增长但获批项目比前年还少了30多项，今年领导很重视，我本来已经可以评，现在又不行了。才12月我就开始睡不着了......我是最后一批有编制的，新来的老师是没有编制的。但我的压力不比他们小，晋升的名额有限，我开玩笑说我是可以‘混’的，但其实我压力很大，我还是要跟他们去比。”即便是有编制的青年教师也无法置身事外，因为由行政主导的晋升压力蔓延至整个竞争环境之中，不竞争就等于自动弃权。并且，行政目标不是十分稳定，政策时有变化，不太符合学术规律，加重了青年教师的焦虑感。除了感到发表论文和申请基金的时间紧张之外，其他事务也会增加青年教师的时间压力。一位入职时间约两年的工科青年教师刘然如此描述他的日常状态:“我全年无休，每天早上8点到晚上12点都是工作状态，熬夜是家常便饭了。上课、备课、带毕业课程设计、整理院里学科评估材料、出卷子、改卷子、各种会议、接待专家，我都要做，显然白天和工作日做不完......此刻我面前就摆了6本记事簿，脑子里随时都在想接下来做什么。”受访者多次提到挤占学术时间的工作事务—高频的各类行政会议和繁杂、多样的表格填写任务。青年教师白慧慧在介绍自己上周的时间表时说:“周一上、下午在开学校行政的会，周二下午是学院的分享会。周四上午也在开会，周五一天在弄周一开会说的我们省学科评估的表。关键是这些会中讲的很多都是废话，但是这个流程必须有。”另一位刚获得副教授职称的工科青年教师陈竞说:“学科评估要检查仪器是否充分交流，不仅你实验室的人要用，还要开放给其他人用，很多仪器的需求很专，连实验室的人也不都用，别人更不用了。我专门整整花了半个多月去凑这些证明它被使用的材料，费时费力还无用，最后还只得了‘合格’，我认为这个检查的方式很虚假、低效。”从访谈中可知，青年教师并非都是追求“真空”科研环境的理想主义者，令他们感到浪费时间的是冗余、低效和形式主义的行政任务。行政逻辑主导的量化评价机制以较为单一但快速的方式将青年教师进行优劣划分，虽有一定的工具合理性，但也由于其与学术逻辑存在一定矛盾而使得青年教师群体时间压力增加。行政逻辑具有强制性，它可能通过“层层加码”的途径将高校和院系等各组织层级的目标不同程度上施加于青年教师身上，这些不得不完成的任务可能并未符合科研工作的实际情况，加重了青年教师的焦虑感。每周工作50小时及以上即为过度工作。以受访者自我报告的情况来看他们均已过度工作。学术工作一直以来有“无边界的工作文化”，长时间工作并非罕见。问题在于市场竞争逻辑不断延伸进学术领域，如果行政力量再推波助澜，学者过度工作就愈演愈烈。此外，信息技术发展导致通信量大幅增加，需要及时回应外部信息往往使人更加忙碌。所以，初入职场并期待在学术职业道路上晋升的青年教师往往会主动选择延长工作时间的方式来应对时间压力。由于总体工作量和压力的增加，青年教师本应以休闲来解压，但他们常常减少休息和家庭事务投入的时间来增加工作时间。一位教数学的青年教师张晴说:“去年过年我妈叫我别回家，我倒是挺乐意，她因为怕别人问我找对象的事儿给她丢人，我还要愁论文，也没空想放假和找对象的事。”所有受访者都表示会在每天下班回家之后还需继续保持工作状态，比如看文献、写论文、备课和回复邮件等，主要是因为白天的时间除了课程教学之外，还常常被行政事务和报账等事情碎片化。一位工科专业的副教授吴翔说:“白天太多事......我不想熬夜，我知道对身体不好，但只有晚上才是我自己的。”部分人会给自己在周末安排一点休息时间，不过有时周末也可能被与工作相关的事务所打扰，比如有些担任本科班主任的青年教师常常还需要周末处理突发状况、与合作单位交流等等。寒暑假和下班后应该享受的休息时光，往往是青年教师拥有更大自主权可以“剥削”自己的时间。青年教师们不仅是初入职场的新人，也是需要承担家庭责任的家庭成员，但是受访者大多表示由于工作忙而花在家务上的时间有限。孩子出生才三个月的林宏宇说道:“其实我也在很努力地挤出一点点时间满足家庭的需求，但就连我小孩周六上午打预防针的事情我都不能保证答应后一定可以做到。”除此之外，还有如白慧慧和张婧二位受访者提及的“未拿到职称暂时不想生孩子”和“基金都还没中哪有空考虑恋爱的事情”这样由工作时间压力而产生的想法。又因为社会性别期待等原因，学术劳动力市场中的招聘和晋升等方面均体现出性别差异，进一步加剧了女性青年教师艰难的处境。工作中的时间压力用一只“看不见的手”操纵着青年教师的人生规划和家庭生活，使得“工作与生活平衡”变成难以企及的理想，还易引起个体产生焦虑、倦怠和抑郁等负面情绪，本文受访者中三位表示入职之后曾患有抑郁症，一位工科教师已表明因晋升压力过大正在考虑转业。令人紧张和焦虑的工作状态难以形成稳定的学术身份认同、对组织的归属感和团队合作精神。被同事称为“拼命三郎”的刘然如此描述院内激烈的内部竞争:“大年初一我7点多到办公室准备写论文，另一个同事从他办公室出来，他肯定除夕通宵了，我后悔昨天休息了一天。一个比一个拼命，抢着做‘没意义的事’才能和院领导搞好关系。就是内卷，都在拼命干但实际上都没进步。”一位在东部某985高校优势学科任教的青年教师张阳将其学院内的恶性竞争形容为“养蛊”，他说:“我们组大老板2017年接了个80万的项目，结了项之后数据也没管。去年想起来可以叫两个硕士用那个数据写论文毕业，一搜索发现数据竟然早就被同一个院的另一个组的老师偷偷弄去发了好几篇论文。他解释说发论文没办法，赤裸裸的偷盗行为啊!唉，就是比谁的下限更低。”据他说，至今他们团队与那个老师仍不相往来。在行政逻辑主导的约束框架之内，青年教师面临被淘汰、换岗、降级甚至是失业的可能性，期望规避向下流动或重置职业轨迹的风险是大多受访者被动选择超负荷工作的主要原因。由工作竞争带来的时间压力和焦虑感可能对青年教师的身心健康、生活状态及对组织的归属感产生负面影响。对于致力于科研工作的学者而言，如前所说，长时间工作并非新现象，它也是一种表现激情和学术志向的科研文化传统，而当前它之所以成为问题的关键在于:青年教师普遍过度工作是由于行政指令导向的绩效考核、量化评价等外部压力和约束的增加所致。这种由外部力量引起的强制性加快工作节奏的现象在一定程度上被转化为激励和推动个体进步的形式，从而可能会给未能满足时间节奏要求的人增加愧疚感，加剧内卷竞争。而且，高校教师的情感劳动往往与强烈的职业期待联系在一起，这使得教师对于行政逻辑强加的降低自主性措施产生的不满情绪和负面影响往往被情感劳动所带来的积极感受掩盖。高校教职的竞争环境越来越激烈，工作量的增加和工作节奏的加快使得青年教师仿佛行驶在“快车道”上。为什么学术职级低、工作量大、时间压力大且面临淘汰风险的青年教师仍然在激流勇进呢?一位医学院的青年教师姜浩说:“最初我只是子承父业学医，后来硕导有个好项目，听他建议我就读博了......我很想成为我导师那样的人，又有学术地位又有钱。不过现在环境变了，要先发够论文拿下课题。”另一位35岁已经拿到教授职称的理科教师高成说:“我本科专业高校需求小，也很难找其他的工作。对口的工作又很清闲，这样的工作并不符合我的性格和事业期待。我郁闷了很长一段时间后才坚定了读博留校搞学科交叉研究的信念。我很拼命，因为我没有其他的退路，现在的环境要求要事业成功只能靠超额达到学校要求的考核标准，不断比赢别人来实现。”受访者普遍认为对学术职业成就的追求是主要原因，其中包括学术声望与理想、职业地位、高校福利和物质回报等。学术职业进阶虽然举步维艰，但回报也有很强的诱惑力。由于我国学术劳动力市场存在行政等级导致的区域和高校层面的分类，许多受访者对于在一级学术劳动力市场(大多数当前实行“非升即走”制度的学校都是相较而言学术声望较高、行政拨款较多和所在地域经济发展程度较好的高校)中提升学术等级后所可能带来的收益充满期待，而且学术界存在代表学术等级(如任期和职称)的累积优势，也会使他们愿意忍耐当前困窘之境遇。受访者所强调的“环境”变化指的是我国学术劳动力市场中行政指令下政策的变化。一位已超额完成论文发表任务却在第四年还没拿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的青年教师赵晓波说:“现在这么苦是因为我晚生了几年。我师兄们要求比现在低很多，我导师那一辈就更不用说，都是没自己发过SCI的。我现在是‘水’SCI的工具人，‘水’得不好就滚蛋，完全违背了我想教书育人的初心。高校只看这个，谁不想比别人混得好呢?......政策变得快，水涨船高，一年一变，现在只能拼命根据当下要求尽快拿到职称，你不知道之后还要怎么变。”张阳如此描述其学院出台的政策变化之频繁与不合理:“之前学院是认开源期刊的，大家花钱可以发，后来又不认了......现在又只认学院开列名单里的专业性很强的，让我们这些搞学科交叉的老师很是郁闷。哪怕让我能选择我想做的研究主题也好啊!有点把我们当猴耍的意思，老师哪有心思搞教学呢?......但我只能看学院的政策行事。”由于高校教师是职业类型之一，所以为实现职业追求，受访者一般会在实践中顺从即使他们认为并不合乎学术逻辑的组织要求。当青年教师视其工作不仅为一份谋生的职业时，他们与其前辈在学术身份建构(学术自主权、专业精神和批判性)上是类似的，而差异体现在对于非学术内容的接受度和高速科研节奏的适应能力等方面，因为重视量化评估和绩效的形式并不仅是由外部强加的，它也是一种主体自我学习的方式。虽然作为职业生涯的新手，他们更多地是考虑如何脱颖而出和实现自己的理想抱负，而非反思制度环境，但与学术生产规律存在矛盾的部分行政指令已然引起青年教师对于其职业、事业和身份的质疑。“非升即走”的重点在于“走”，通常来说，指的是转岗或重新求职于排名更靠后的高校。在学术劳动力市场中，学者的流动本属于正常现象。一级学术劳动力市场中的人员流动能力更强，他们往往被高校引进，这种流动往往附带着一系列人才福利，“非升即走”中那些未晋升的青年教师向下流动后的境遇却完全不同。他们不仅被贴上“失败”和“不上进”等带有负面评价的标签，还可能改变其生活轨迹，如住处搬迁和子女转学等，于经济资本和社会资本积累相对不足的青年教师来说可能是雪上加霜。在分割的学术劳动力市场中，个体在薪酬、学术声望、工作时间分配和晋升标准等方面均会存在显著差异，且收入和职业发展等方面的区别可能在成长期内因这种分割而不断深化，强化“马太效应”。即便感到某些行政指令有悖于学术逻辑，但在这一拉一推中，学术追求的内在动机和外部竞争压力交织在一起形成强大的文化武器，一方面引导青年教师不断地为工作投入时间和精力，另一方面让他们认可并习惯于这种工作方式与状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