幻灯二

党校经济学试讲面试:当前经济形势

一、当前经济运行状况的认识和总体评价

1. 当前经济运行总体情况

大家知道,去年我们经济总体的增长是7.4%,比前年回落了0.3个百分点。在学习《政府工作报告》时,我们会感受到李克强总理对于经济运行情况的评价,“总体平稳、稳中有进”,经济增长速度“处在合理的区间”。我认为这几句话是对去年经济工作经济运行状况的总体评价。为什么说总体平稳、稳中有进,还在合理区间呢?

“稳”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是经济增速稳,虽然增速回落,但仍处于合理区间,总体增长7.4%。第二是就业稳,2014年就业新增量比2013年还要多。就业增长较好既是因为经济结构、经济总量变化,因而GDP每增加一个百分点所创造的就业岗位就有所增加,也是因为人口和劳动力结构的变化、农村富余劳动力的减少,劳动力的供求形势发生变化,以及服务业比重增加。三是价格稳,居民消费价格上涨2%。

“进”主要是指在发展的协调性和可持续性方面有所增强,增长的质量和效益有所改善。

第一,结构的优化,去年结构优化有几个好的方面:消费对增长的贡献上升,服务业的比重增加,特别是新产业、新液态、新商业模式不断涌现,而且在经济结构调整和矛盾化解的过程中,中国经济长期潜伏的风险因素得到一定程度的化解。总体来讲,风险还处于可控的状态。前两天在中国发展高峰论坛上,克强总理在会见外方专家时,外方专家也问到了他对当前的金融风险情况的看法。他讲,个案的风险还是存在的,不容否认,但是总体来讲是可控的,是能够防范的系统性和区域性的风险。

第二,从2014年的情况来看,企业的利润和政府财政收入总体保持增长。2014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了3.3%,主营业务收入利润率5.9%,接近6%,基本保持稳定。另外,全国一般公共财政收入增长8.6%,其中税收收入增长7.8%。

第三,居民收入增长较快,得到的实惠也较多。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长8%,快于GDP的增幅,其中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长6.8%,而农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9.2%,农村快于城市,城乡差距在进一步缩小。

第四,改革有一个好的开端,全面改革的系列重点任务开始实施。当然,这是就全国情况而言的。2014年增长过程中一个非常突出的特点是,全国区域上发生了比较明显的分化,特别是部分地区由于经济结构的不合理,由于能源重化工业的比重较大,这些行业受经济下行的压力较大,增速下降的幅度也较大,各方面问题都比较突出,特别是东北、华北一些地区。

我个人认为,在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和当前“三期叠加”这样一个复杂的局面之下,经济增长能够取得这样一个结果,经济指标之间有这样一个组合,是比较理想的组合。如果这种情况能够保持下去,坚持几年,我们经济结构的调整,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就能够取得较大进展,就能够为长期的发展奠定较好的基础。

2.对当前经济运行状况的评价

为什么在新常态、新阶段以及“三期叠加”这个大背景下,我个人认为还是不错的?根据我过去的一些研究,有下面这些分析。

正确认识和评判当前经济运行的状况,首先需要对现阶段的潜在增速有一个清楚的认识。关于现阶段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力的问题,近年来一直是学术界热议的话题,现在可以说取得了两个基本的共识:第一个共识,大家基本上都认为10%以上,或者10%左右的,接近两位数的增长不大可能了,因为我们的阶段变了,这次经济的下行不像过去,下来之后过一段时间又上去了,不是近期循环性的,而是阶段性的变化,所以再回到过去就不行了。第二个共识,虽然我们不能到过去10%左右的增速,但也不会一下子滑落到前沿发达国家2%—3%的增速,而是具有在一定时期内实现中高速增长的潜力。当然,这个中高速到底是一个什么情况?大家还是有不同的分析,不同的看法,有的乐观一些,有的相对比较悲观。比如说我们前两天开会,有教授认为,今后10到15年,至少10还能够有8%的增长速度;也有的认为会降到5%左右。我们去年也做了一个研究,比较了一些国际的经验,包括韩国、日本等在高速增长回落之后的经济增长经验,应该说从我们发展阶段来讲,6%—8%,或者是7%左右的潜力是有的,关键看我们怎么去争取。
 

其次,要对潜在增速与现实增速之间的关系要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到底怎么来认识潜在增速和现实增速之间的关系,我个人认为,有两个认识上的误区需要澄清。

第一个误区是将增长潜力等同于一定或者必然能够实现的增速。实际上,增长潜力只是由经济发展阶段、国家发展差距及后方优势大小等因素所决定的一种增长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只是意味着我们通过努力有可能实现的增速,而不意味着通过努力一定能够实现的增速,更不意味着不通过努力就可以实现的增速。有三个方面的国际经验可以说明这一点。

第一,世界上有不少处于低收入发展水平,非常贫穷的国家,他们的后发优势和增长潜力也是很大的,但并不一定能够实现快速增长。比如说像前两天有位教授在发展高层论坛上讲,潜在增速是比较高的,主要依据是我们和美国还有多少年的差距,这个差距就代表我们的后发优势。这个是对的,GDP人均收入差距实际上代表发展水平,代表技术上的差距,你就有学习的潜力,追赶的潜力。但有差距的国家很多,非洲还有其他贫穷国家都有差距,不见得一定能够实现。所以,还需要具备其他条件才能够实现,但是差距本身构成了增长的潜力。

第二,即使实现成功追赶增长的经济体,包括韩国、日本和我国的台湾,他们在相似发展阶段,尽管后发优势或者增长潜力比较相似,但最终实现的中长期平均增长速度还是存在较大差异的,因为这还受很多其他外部因素的影响。

第三,一些追赶不那么成功的国家或者地区,虽然在发展的初期都经历了高速增长,但到了中等收入阶段,却出现了发展的停滞,陷入了中等收入陷井。

这三个方面的经验和教训充分说明,中高速增长潜力只是增长的一种可能性,这种可能性并不会自动或必然实现,其能否实现或者能够实现的程度,不仅取决于一国发展面临的国内外客观环境,更取决于其经济体制、发展战略及发展政策是否与环境的变化相适应。

回到我们国家的现实,过去三十多年,我们实现了接近两位数的高速增长,经济和社会面貌也因此发生了很大的改变,成就是非常大的,但现在发展阶段变了,国内外客观环境变了,这种变化不仅使得我国潜在的增长力发生了变化,也要求经济体制、发展模式、发展战略、发展政策及时做出调整,以适应变化了的环境,从而能够为实现中高速增长奠定基础。为此,需要我们付出艰苦的努力。我们现在讲新常态,我个人认为,更多的指的是客观环境的变化,发展条件变化的新常态,而不是发展动力、发展模式的新常态。发展模式的新常态还在形成的过程当中,还需要我们通过改革的努力去争取。实际上,从刚才介绍的国际经验来看,在高速增长阶段之后,我们既有可能实现较长时期的中高速的新常态的增长,也有可能实现较长时期的中低速增长,当然也不能排除陷入中等收入陷阱那种常态。所以,对此我们要有清醒的认识,不能掉以轻心,我们要努力争取最好的结果。增长前的释放需要我们努力争取,但是也不能盲目争取。

另一个认识误区就是把增长潜力误认为是每一年、每个时期或者每个区域都能实现的同等的增速。实际上,潜在增速是就全国平均增长潜力而言的,而现实当中的增长会受到各种内外部因素的影响,从而出现波动,这是十分正常的,特别是在当前的“三期叠加”的时期,这个时期旧的发展模式越来越不适应了,而新的发展模式和增长动力有待形成,同时我们还面临调结构、化解矛盾和风险的艰巨任务,错综复杂,这种时期个别年份增速甚至可能会低于潜在增速,也不能说就不正常。因此,经济发展目标的设定和经济调控政策的实施应立足于实现中长期的健康发展,而不是过于注重每年都实现中高速增长。

另外,在“三期叠加”的时期,分析经济形势,不能把眼光紧盯在经济增长的速度上,更重要的是要看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是否得到改善,矛盾和风险是否得到化解,新的增长动力、增长模式是否在形成,是否有利于经济进入新常态性的增长。如果为了维持短期较高的增速,而使得结构进一步扭曲,矛盾进一步积累,风险进一步加大,环境进一步被破坏,那是得不偿失的。相反,如果结构在优化,矛盾在化解,民生在改善,新的增长动力在形成,那么即使增长速度低一些,我们认为也是好的,也是值得去争取、去坚持的。所以从这些思考的背景来讲,我个人认为,直到目前为止,我们的增长是处在一个比较理想的状态。

二、今年及今后一段时期的经济走势

关于今年及今后一个时期的经济走势,总的看法是,我们面临比较大的经济下行压力。关于这一点,其实去年年底大家已经形成了共识,所以才有《政府工作报告》将今年的预期的增速调为7%左右,比去年又回落0.4个百分点。这实际上也代表了政府在征求整个社会各界意见的基础之上,对今年及今后一个时期我们增速的判断。即使如此,今年一二月份经济数据出来之后,下行的变化还是有些出乎大家的预料。比如,从头两个月来看,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是6.8%,比去年12月的7.9%的增幅回落了1.1个百分点,比去年全年8.3%的增幅回落了1.5个百分点。再比如,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下降4.6%,而生产者购进价格同比下降5.5%,说明通缩的程度还是在继续加深。从实物指标来看,一到二月份,全国铁路完成货运量同比是下降了9.1%,社会用电量虽然一到二月同比增长是2.5%,但2月份是下降6.3%。另外,从三大需求及固定资产投资、居民消费和出口的增长情况来看也不太乐观。今年前两个月与去年同期相比,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13.9%,而去年全年是15.3%,回落1.4个百分点;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今年1到2是同比增长10.7%,而去年全年是12%,回落1.3个百分点;出口方面去年全年出口增长是4.9%,而今年1月是下降3.3%,2月经调整后的增幅是4.2%,也是低于去年的增幅。在这种情况之下,社会上对中国经济悲观的声音又开始在增多,国际上担心中国经济硬着陆的声音也有所增加。

当然,我们认为对于一、二月份部分经济指标波动幅度比较大的情况,还需要进一步观察,进一步分析。因为一、二月份处在年底与年初的转换时期,节假日因素影响比较大,所以存在比较大的,复杂的数据调整的问题,要对经济的全面情况做出相对客观的判断可能需要等到3月份的数据出来之后,把一季度作为一个整体进行全面的分析和观察才能做出判断。但另一方面,对于今年及今后一个时期面临较大的下行压力还需要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所以克强总理在记者会上说,虽然今年的预期增速定在7%,比去年有所下调,但实现起来还是不容易的,为什么不容易呢?就是因为我们从各种客观因素来分析,下行的压力还是很大的。

首先,从中长期的背景来看,对当前中国经济最好的概括就是“三期叠加”。在这样一个时期,我们转型的任务并没有完成,产能过剩、房地产泡沫、财政金融风险等等问题依然比较突出,新的增长动力和增长模式也有待于形成。在这种背景之下,经济增长是不可能获得牢固和稳定的基础的。根据我们发展中心,中长期发展课题组的分析,这种由于发展阶段转化所导致的增速下滑的压力,至少在今明两年都会继续存在。对此,需要做好足够的思想准备。这是对中长期期经济形势的分析。

我们除了看中长期的这个大的背景之外,最主要的是要看总需求的变化情况。

先看外需,总体来看,今年世界经济仍然会处于危机后的大调整阶段,各区域发展状况可能是更趋于分化,但是总体来讲,还是低速增长的态势。

一是美国经济有望继续维持稳定增长的态势。一方面美国二月份非农就业人数呈现较大幅度的增长,表现远胜于市场的分析,失业率由1月份的5.7%下降到5.5%,就业的情况表现得非常好,下降的幅度也超出了预期。但另一方面,从最新得到的数据来看,美国也有一些回落的迹象,比如说2月份产能利用率是78.9%,较1月份略下降了0.2个百分点,消费者信心93.6,比1月份也有较大的下降幅度。但是,综合各种因素分析,大多数人的意见还是认为,美国经济至少今年还会保持稳定增长态势,在整个西方世界还是最好的。

二是欧元区经济出现积极的迹象。一方面受通货紧缩、地源冲突的打击,加上高失业率和结构改革缓慢,欧盟经济是俯首法律的。但另一方面得益于正在采取的宽松的货币政策和欧元贬值,以及西班牙等南欧经济体逐渐企稳,,近期欧盟经济出现积极迹象。比如说欧元区零售额1月份同比增长3.7%,创9年来新高,同时2月份欧元区综合PMI53.3%,也创7个月以来的新高,其中德、法、意、西班牙四大成员国企业活动均呈现出扩张的态势。在这种情况下,今年欧盟经济有望止跌回稳,出现1%左右的正增长。三是日本经济将维持低迷的状态。日本去年四季度GDP同比下降0.8%,今年1月工业生产同比下降2.8%,日本央行从去年10月开始加大货币刺激力度,物价水平有所回升,去年12月达到0.5%,但是进入2015年之后,受国际油价、国内食品价格等走低因素的影响,CPI再次出现下降,今年1月为0.2%。最近日本银行预计CPI会进一步滑落到0,就是没有上涨,受结构改革滞后的影响,经济总体上也是难以有大的起色。

另外,在新型经济体方面,除了印度经济增长相对强劲之外,其他经济体受石油等大宗商品价格的下降、资本流出、财政平衡压力加大和潜在增速下降等因素的影响,经济运行短期内难以有明显起色。

这是整个世界,我们一般分析国际都是从这四个大的板块来分析,美国、日本、欧盟和新型经济体这四个大的方面来看待。在这样的背景下,预计今年的出口环境比去年会有所改善,出口增速有可能略高于去年。

在外需难以有明显的改善的情况之下,问题比较大的实际上还是在内需,2015年经济发展主要还是要靠内需。消费需求方面,2014年全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比上年增长12%,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是10.9%,接近11%。2015年,随着经济增速的放缓(经济增速放缓是肯定的),居民收入增幅也有可能会降低。加之由于去年住房销售面积的大幅度下滑,与之相关的消费将会减少,因为住房对带动消费是很重要的一个力量,估计今年消费需求的增幅可能会呈现稳中略降的情况,至少是不会有什么上升。在这种情况之下,今年内需增加的关键可能还在投资,能否保持投资的适度和有效的增长,成为短期内稳增长的关键因素。

目前,在我国的固定投资中,房地产投资、制造业投资和基础设施投资占总投资的85%左右,是投资的主力,这三大块投资的走势基本上决定了总投资的走势。2014年房地产投资增长10.5%,比2013年的19.8%大幅回落了9.3个百分点。从目前住房存量和销售进度来看,二线及以下城市的住房库存大部分还保持在三年左右的库存量。根据国家统计局前不久发布的2月份70个大中城市住宅销售价格数据,与1月份相比,70个大中城市之中,价格下降的城市是66个,上涨的城市是2个,持平的2个。但是如果与去年同期相比,下降的是69个,持平的只有1个。所以在这样的形势之下,尽管政府出台新的房贷和其他支持、自助型政策,但是房地产投资下行的态势短期内将难以逆转,预计今年房地产投资增幅还会在去年大幅回落基础之上进一步回落。

再看制造业投资,受部分行业产能过剩、价格下跌、赢利不佳等因素的影响,我国制造业投资已经连续三年呈现比较大幅度的回落。2012年增速是22%,比上年回落了将近10个百分点,9.8个百分点;2013年回来至18.5%,回落了3.5个百分点;2014是13.5%,与2013相比又回落了5个百分点.。目前,我国制造业投资方面有利因素和不利因素都是存在的。有利的方面主要是新技术、新业态的不断涌现,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以及国家加大环保力度,促使企业技术改造等等,都会促进企业扩大投资。不利因素主要是产业产能过剩问题比较突出,没有得到根本的解决;房地产市场调整,汽车市场进入相对较低的增长期,这些都不利于企业扩大投资。权衡利弊,我们预计,今年及今后一个时期,制造业投资可能还会进一步回落,但是回落的幅度可能会缩小,呈现逐步趋稳的态势。

最后,基础设施投资,近两年基础设施投资都保持了20%以上的增速,对稳定经济运行发挥了重要的支撑作用。从当前情况来看,尽管基础设施需求不如前些年强烈,但不论从量的方面还是从质的方面来看,差距和需求还是巨大的(就是我们进一步投资的空间还是巨大的)。然而,受地方财政和项目特点等限制,基础设施投资增速也面临下行的压力。所以如何通过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以及如何通过财政金融改革创新,来促进基础设施投资的增长,将成为今后一个时期稳增长举措的重点领域。

由此可见,无论是从阶段转换、“三期叠加”特征等中长期因素来看,还是从外需、内需的相对短期趋势来看,今年甚至明年我国经济的下行压力还是比较大的。

三、下一步宏观调控政策取向及思考

关于下一步经济工作的总体要求,其实2014年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两会”上克强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都作了明确的阐述,那就是要继续坚持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要在保持经济运行处在合理区间的前提之下,着力提高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推改革,促结构调整,同时注重防风险和惠民生。

如何贯彻这个总体要求,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里提出了三“双”的工作思路。第一是保持中高速增长和迈向中高端水平的“双目标”;第二是坚持稳政策、稳预期和促改革、调结构的“双结合”;第三是打造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和增加公共产品、公共服务的“双引擎”。在提高“三双”之后,对于2015年政府工作又提出了要重点把握的三点。一是稳定和完善宏观经济政策;二是保持稳增长与调结构的平衡;三是培育和催生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动力。

如何正确理解这些政策思路和总体要求呢?

我个人认为,有一个关键点需要我们理解,就是坚持稳增长和调结构的平衡。正确理解这一点的重要意义,是理解克强总理讲的这一系列的总体要求、政策思路的关键。理解了这个时期坚持稳增长和调结构的平衡的重要性,我们就能够正确理解现在所采取的措施的背景思路。我想就这一点谈一下自己的体会。

刚才说过,我们现在说进入新常态,更多地是说经济发展的阶段和内外部环境进入了新常态,是说在这种新常态之下,过去粗放的发展模式已经难以为继,经济已经不可能实现过去那种接近两位数的增长。但是什么是新的阶段环境背景下的可持续增长的新常态?或者说怎样才算形成了新的增长新常态?有两点非常重要。

第一,过去粗放模式之下所积累的矛盾和财政风险得到一定程度的化解,至少是减轻;第二,新的增长动力和增长模式基本确立,经济要达到一种新的平衡,中高速增长获得比较稳定、可持续的基础。这两方面要取得一定的进展,一方面过去积累的矛盾要得到一定程度的解决,另一方面新的增长动力和增长机制要初步的建立。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才能进入相对稳定的状态。显然,这两方面的任务现在还没有完成。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现在我们所处的还是为新增长常态奠定基础的过渡阶段。用克强总理的话说,就是只有成功迈向中高端,才能成功实现稳定和可持续的中高速。

这个不难理解,两个东西都要追求,一个是我们要迈向中高端,实际上是一种结构调整,是打造新的增长平台,增长动力。但这一点知易行难,原因在于,在我国现阶段“三期叠加”的背景之下,增长阶段转换过程需要同时面对转方式和控风险两大任务,而这两大任务虽然从长期来讲是一致的,是相互促进的,但短期内往往是相互掣肘,相互胶着,甚至是相互矛盾的。实际上,这种情况不仅在我们国家存在,在几乎所有的追赶型经济体完成了高速增长之后转向中高速的过程当中都会面临。加大转方式的力度需要深化改革、强化市场约束、促进优胜劣汰,长期来讲无疑有利于保持增长活力,控制风险。但短期内会加大矛盾和风险,况且短期内我们还面临历史积累的矛盾和风险这样艰巨的任务。如果短期内把控风险和保持稳定放在首位,则势必会在推改革调结构促转型方面迈不开步子,时间一长,矛盾和风险会更大,甚至会积重难返,最终陷入增长下滑和风险加剧的恶性循环,落入增长陷阱。

因此,宏观政策必须在保稳定、控风险和促改革、转方式之间取得平衡。让我想起来,前两天我们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会上,世界银行常务副行长,中文名字叫英卓华,她是一个印尼人,我觉得她还蛮有思想的,她讲完之后有人问,我们现在面临的最大风险是什么?她认为,面临最大的风险是在经济潜在增速已经下来,需要我们调结构、转方式的时候还采取不恰当的宏观刺激的政策,就是为了控制短期的风险,使矛盾长期的积累,增加了长期的风险,最后陷入很被动的局面,这个实际上我们在转型时期面临的最大的风险。

另外,在“三期叠加”的时期、转型时期,考虑宏观政策的时候,我认为,还需要很好区分两种不同性质的增速回落。一种是由于阶段转换、潜力变化和结构调整、矛盾化解所导致的增速下降,这种下降是正常的;另一种是由于经济的景气循环变化所引起的增速下降。这两种增速下降虽然根源是不同的,但是却是会相互影响,甚至会相互加强的,尤其需要注意的是由于前一种下降所导致的后一种的下降。因为经济增速变化不仅会受到客观因素的影响,而且会受到心里预期因素的影响,由于潜力下降或者结构变化导致的增速下降,如果控制不好,就有可能通过预期因素导致经济的周期循环型的下降。我们应当接受第一种下降,避免第二种下降,或者至少要把这种下降控制在合理的范围之内。这也就是克强总理一直在强调的,要把经济运行保持在合理的区间,防止经济的惯性下滑。

当然,对于经济增速达到多少是合理区间,多少算是滑出合理区间,大家一直都有不同的分析和看法。我们的研究认为是6%—8%这样一个合理范围,但这绝不意味着合理区间要坚持一个死的数据,而应当更加注重质量和效益,注重就业和民生,注重环境的改善,注重风险的防控。在这样一些目标和要求能够得到满足的情况下,增速低一些也是可以接受的。

从国际经验来看,许多国家陷入中端收入陷阱,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在经济转换时期未能处理好这个关系,就是稳增长和调结构、推改革的关系,在这二者之间顾此失彼。这个教训十分深刻,所以我们既不能在高增长条件不具备的情况之下强行刺激,导致增长上不去,矛盾进一步积累,也不能在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情况之下不采取必要措施,任由经济滑出合理区间,从而不仅损失发展的机会,也在一定意义上损害改革和转型的环境。如何才能较好地实现这二者的平衡?就是要在坚持不采取大规模的、简单的大水漫灌式的需求刺激的情况下,坚持从需求和供给两个方面用力,尽可能多地采取那些既有利于扩大需求,又有利于改善供给和惠及民生的政策。这就是克强总理说的打造“双引擎”。我觉得包括以下几点。

第一,要进一步加大能够惠民生、调结构的投资需求。实际上,现阶段我国仍然有巨大的投资需求空间,我们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只要把城市的地下管网改造一遍,需要多大的投资?我们只要想象一下,把现在的农房按最基本的抗震标准,还别说全国的,就是把我们现在处在整个斜线的地震带上的农房,按照最基本的抗震标准做一个改变,需要多大的投资?我们使广大农村具备的基础设施,包括基本的硬化道路、垃圾处理设施等改变需要多大的投资?我们要使大气污染、水资源污染得到基本的控制又需要多大的投资?这些方面我们的空间还是非常大,差距也非常大。问题在于,与前一段的投资相比,这些领域的投资有一个突出特点,就是他们大都具有一定的公益性质,都不是可以直接商业化的投资。所以如何通过财政金融制度的创新,建立适应新形势的可持续的投融资体制,从而充分释放国内投资需求的空间,从需求方面形成增长的新动力,是我们面临的紧迫任务。

另外,在经济下行压力较大的形势下,需要进一步加大积极财政政策的力度,来支持这些领域的政府投资。大家注意到,2014年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都在积极财政政策之后加了一句话,2014年强调“积极财政政策要加大力度”,2015年克强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是“积极的财政政策要加力增效”,都是要进一步扩大它的力度。我个人认为,在目前这个阶段,再增加一些政府这方面的支出是需要的。这就说明,我们现在的一些生产能力,包括一些钢铁、建材,在目前这个阶段还是很需要的,你想想,要改造地下管网、农村基础设施、农房,其实就需要像水泥这些东西,不需要太高级的东西。所以扩大这样一些投资,有利于保护我们现有的,在我们这个阶段本不应该淘汰的生产能力。

第二,要通过改革,释放由于体制缺陷而受到抑制的我国在要素供给方面已然具有的比较优势和后发优势。比如,虽然我国劳动力成本远低于美国,但由于政府管制过多,竞争不充分,致使我国在资金成本、能源成本、物流成本等方面远高于美国。如果计算综合成本,中国反而高于美国,这是导致近年来不少美国企业回归,甚至不少中国企业选择到美国设立分厂的重要原因。如果我们能够通过改革打破垄断,提高这些领域的质量,降低成本,就能为我们本来具有的比较有优势发挥创造新的条件,就能形成新的增长动力。

第三,要通过改革和政策调整,尽快形成有利于新产业成长的体制和政策环境。现阶段,一方面信息、新能源等技术的进步可谓一日千里,另一方面基于商业模式、新业态层出不穷,把二者结合,更展现出无穷的新商机、新业态。另外,随着我们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人口结构的变化,健康、环保、养老服务也存在巨大的需求。但这些产业的发展也面临监管方式、财税政策、金融政策等方面的制约,也需要通过体制和政策创新来创造适宜的环境。

最后,要加快改革,尽快构建有利于创新的体制、政策和社会环境。我们国家确实人才资源丰富,科研教育基础扎实,具有巨大的通过创新驱动发展的潜力。但长期以来,由于教育体制、人才体制、科研立项、经费管理等方面存在弊端,严重制约创新驱动发展潜力的发挥。这方面虽然这两年政府做了很多的工作,但是我觉得,改善创新环境我们面临的任务还是相当艰巨的。

总之,在新常态之下,经济仍然具有中高速增长的潜力,但这个潜力的释放不是自动的,而是需要我们通过改革和创新去争取的。在当前“三期叠加”时期,更需要着力解决结构矛盾,化解风险,着力提高增长的质量,并在此基础上推进三中全会所确定的各项改革,为新的增长动力和新的增长模式的形成奠定体制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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