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老师都有太多的deadline

五年前，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部的副教授李琳琳访谈了25位高校教师。张一伟（化名）是其中之一。张一伟说，他要同时"跟进"四个研究课题，每个课题都有好几个deadline，每一个都压得他喘不过气。

deadline，直译为“死线”。“大学老师都有太多的deadline，”张一伟感慨，“每一次都觉得要被死线逼死了，只能是哪个死线在前，就先完成哪个。”

更令他无奈的是，他只能在下班时间才能安安静静做研究，寒暑假加班更是常态，完全无法享受愉悦美好的寒暑假期。因为如果不好好利用假期时间，科研成果就难有保障。

张一伟的生存状态在高校教师中普遍存在。2018年，阎光才的《学术职业压力与教师行动取向的制度效应》调查中发现研究型的大学教师平均工作日每天工作9.43小时，周末每天工作6小时左右。

2020年，《高校教师996：“青椒”们的绩效困境》一文更是指出“非升即走”带给众多“青椒”的压力困局——到了30岁，他们的职业生涯往往才起步，而到了35岁，就又面临失业的压力。

李琳琳也一直关心“知识生产需要何种制度保证”的问题，她的切入点是时间。在她的理论视野下，近年来学术界热议的“青椒非升即走”、“多位学者英年早逝”、“女性学者生育”等问题都可以从时间观的角度进行分析。

基于对25位个案教师的研究，李琳琳在《北京大学教育评论》发表了《时不我待：中国大学教师学术工作的时间观研究》一文。论文指出，高校行政部门时间观和学术时间观有冲突，倒计时式的生存压力打乱了学术工作节奏，挤压职业准备期和发展期等问题。

上海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副教授曾艳告诉澎湃新闻，这篇文章从理论层面揭示了大学教师时间冲突产生的制度根源，还通过鲜活的质性数据在经验层面引发共鸣与共情。

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徐岚教授也对澎湃新闻感慨，急功近利的时间观无异于竭泽而渔。每个人都繁忙却迷茫，疲于满足即时的、短期的管理要求，那些对整个社会的发展都有重大的价值的研究却因高风险、长周期、高难度被放弃。这无疑是学术界亟需关注的问题。

更令人沮丧的是，背离学术工作特征的时间要求，使学者难以享受到学术职业内在的志趣，长此以往，高校教师职业将失去吸引力，吸引不到优秀人才。

“当整个社会都屈从于时间的规训与焦虑之时，大学教师也很难独善其身，可是学术发展有自己内在的规律，也更应该保持清明冷静，思考和引领社会发展的方向。”李琳琳说。

澎湃新闻：你的论文提到对大学教师的管理要求产生的时间观，和他们学术工作的时间观存在矛盾。这个矛盾体现在时间深度、时间边界等方面，我觉得非常有意思，可以再多谈谈你的研究发现吗？

李琳琳：第一是时间深度，学术工作特别需要连续的、沉浸的时间进行持续地思考、阅读、探索、创新。简单来说，有连续的时间让你沉浸其中探索感兴趣的事情，你会觉得时间过得很快，这是有深度的时间。但是如果你经常被打断，你就会觉得时间过得很慢，无法沉浸其中。学术工作就需要有深度的时间。但是大学内部各个主体都对教师都有一些时间要求，比如说考评、填表、报销、会议、通知、咨询等等。这些繁杂、琐碎、缺乏计划的时间要求很容易打碎学术工作时间，无法保障时间深度。

第二是时间边界。生活时间相对于工作时间是一个调节和休整，但两者的时间边界越来越模糊，工作压力充斥到大学教师全部的时间之中。通讯技术的发展也使学术工作转变成了时时待命、处处加班的模式。常规的工作时间被大量碎片化的时间要求侵占，考评和晋升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在生活时间进行工作已经成为大学教师生活的“常态”。若不牺牲生活时间进行工作，就难有职业发展。

这两年大家都在讨论加班现象，大学教师的工作时间有过之而无不及。比如，每年3-4月份有几个重要国家级课题的申请，虽然立项的比例非常低，但大批的老师都会在寒假进行课题申请的准备。

澎湃新闻：是的，你论文中还发现了时间冲突和时间节奏方面的问题。

李琳琳：教学、科研、服务、行政杂务，这么多的工作经常有时间冲突。我们会经常碰到学校不同部门通知我们同一去参加多个会议，或者跟学生约了时间指导论文，但因为各种各样的工作多次改时间，我们没办法掌控自己的时间，预约机制基本失效。类似的时间冲突需要通过有效的协调机制去解决。不然每一个人都会陷入无序混乱。

第四就是时间节奏了，当前社会大家都在加速，走路在加速，看视频也要调2倍速。但知识创新是不确定的，它有随机性和偶然性，甚至会有一些研究，它有很大的失败风险。但是我们现在的整个管理和考评的要求都有加速的趋势、周期越来越短，那些长周期、高风险、高难度的研究就难以为继。

最后是时间轨迹，与其他职业相比，大学教师需要较长的职业准备期和职业发展期，国内当前普遍将博士学历作为入职门槛。顺利读完博士大约30岁左右，可能还要通过博士后经历累积成果，之后可能还要经历6到7年“非升即走”的考验。

此外，学术工作探求新知识的特性也要求大学教师在职业生涯的每一个阶段都持续进行专业发展。但是我们现在的管理要求更多鼓励年轻化，有一种“低龄偏好”，这当然有利于年轻人才脱颖而出，但也要看到它对长期的积累带来一些冲击。

澎湃新闻：在行政部门的时间观这个事情上面，学校之间的差异会很大吗？

李琳琳：这种提高行政效率的改革，这些年一直在做，不同城市整体的时间节奏有差异，还有不同学校行政部分改革的进度也略有差异。例如报销细则，有些学校更精简一些、有些学校更繁琐些。但是我觉得总体的管理要求体现的时间观是一致的。例如，都很重视表现性的评价，大家经常自嘲自己是“填表教师”，例如一位老师今年发了什么文章，这个信息每位老师在年底都要填很多遍，要向不同部门、通过不同的表格和文件反复地汇报，因为他们的统计口径不一样或者没有数据共享。如果进行部门协商和信息共享，这些杂务还可以进一步减少。

澎湃新闻：在观念层面，如果大家觉得做行政人员也是一件体面程度不亚于做大学老师的事情，如果行政人员也能够得到足够的尊重，我们行政和学术的运转是否能够更好地契合？

李琳琳：我觉得一味的把学者和行政人员对立起来，无助于解决任何的问题。我日常接触很多大学行政人员都是繁忙且敬业的，我在高等教育研究所工作，我们的硕士毕业生也有很多去大学里面做行政工作，他们有专业的知识储备、有对大学的热爱。所以只要认同了相似的时间观念、进行时间成本控制、提高管理效率，无论是对于学术人员还是行政人员来说，都可以更有尊严，更热爱这份工作，更能感受到自己工作的价值感。

当前大学通过各种表现性评估对大学教师施加压力，提高工作效率。同时，大学行政部门其实也不轻松，也非常繁忙。这就需要思考如何控制时间成本、提高时间效能的问题，各部门、各岗位需要建立起高效协同的工作机制，才可能有高质量的工作时间，也才可能更好地教书育人、做好社会服务。

时间压力引发导研矛盾

澎湃新闻：从2017年到今天，青年大学教师（“青椒”）面临的时间压力和困难有没有发生变化？

李琳琳：这篇文章是在2015年进行的访谈调查，到现在已经过了6年时间。我认为学界在这期间的时间压力并没有缓解，反而与日俱增。国内高校在国际学术劳动力市场上的吸引力增强，大量的海内外学术人才竞争国内高校的岗位，入职门槛和晋升标准随之水涨船高。加之越来越多的学校进行了“非升即走”或“准聘长聘制”等人事改革，旨在建立能进能出的灵活用人机制，国内学术劳动力市场的竞争愈发激烈，教师的压力倍增。

澎湃新闻：除了教师本身的时间与压力，大学教师所带领的团队或学生及其周边的人是否也受到这样一个不断增加的压力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哪些方面？

李琳琳：我近来对导师与研究生关系的议题很关注，大家也会在新闻中看到一些导研冲突的事件。我的另一项研究发现，普遍的时间压力也是引发导研矛盾的因素之一。有些研究生说，导师马上要聘期考核了、马上要结题了、马上没经费了等等，导师就整天泡在实验室、是个工作狂、周末和寒暑假也不休息。

导师的这种时间焦虑和压力，自然而然也会影响到研究生，导师可能压缩指导学生的时间，导师还会期待学生更多时间投入研究、时间效率更高，甚至还会有教师让学生做一些可能与教学科研社会服务不相关的事情，来分担自己的时间压力，但如果处理不当，就可能会引发导研矛盾。

澎湃新闻：你论文里面还提到会有些活动被压缩和挤出，可以具体讲一讲吗？

李琳琳：那些没有刚性时间保护，又在考评中不被重视的活动，就很容易被挤占。比如课前的备课，或者课后学生答疑，指导研究生，这些的时间都没有刚性保护，又很难去量化考评，他们的影响都是隐性的、长期的。所以当个体压力很大的时候，这些时间就很容易被压缩。但这些活动对于大学的教学质量和人才培养又非常重要。

澎湃新闻：在理想中，似乎科研和教学是互相促进的，可现实中这些工作在时间精力上又是互相争夺的。对此有什么解法吗？

李琳琳：在高等教育领域有一个经典的议题就是“教学和科研的关系”。大量的实证研究通过不同的方法进行过调查，但结果并不一致，一些研究证明了他们在能力层面是有正相关的，甚至可以相互促进。但也有一些研究证明他们在时间和精力层面是此消彼长，有负相关的关系。

在对教师工作的评价中，教学的成效更多是长期、隐性的，并且只有听过他课的学生才知道。但学生评教自身也存在区分度、评价能力、偏误等争议，并不能作为一个高利害的评价指标。而科研的评价却有了一套比较受到认可的评价制度，基于同行引用、双向匿名评审建立起质量评价体系，方便非专业领域的人士进行计数和排名。所以在全球都盛行的评价文化下，科研受到更多重视。

但大部分的老师都是热爱教学的，因为科研的成就感是间接和延时的，只有少数跟我研究领域相近、读了我文章的人才能认可我。但是教学上获得学生的认可的成就感是直接和即时的，你这节课讲的好，对学生有启发、有帮助，学生根本不用说什么，他们眼睛里面会有光，你对那么多人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作用，那种价值感和满足感是很强的，会大大提升教师的自尊。所以我猜大部分老师都是喜欢教学的，如果管理制度鼓励、重视教学的话，我想大家会很愿意更多投入教学、享受教学。

女教师“升职还是生育”？

澎湃新闻：女教师能花在职业上的时间似乎比男老师更少，这也是一个结构性的问题。

李琳琳：总体的统计上可能是的，大学教师发展的性别差异在国际上都是个研究热点。当前国内大学教师群体里，女性的比例几乎要追平男性。但很有趣的是，职称级别越高，女性的比例就越低。几乎所有的职业女性都面临“升职还是生育”的问题，但女性大学教师面临的形势更严峻，因为大学教师的职业准备期很长，即便发展的很顺利，30岁才刚刚进入学术职业，面临着非升即走的压力，但超过35岁的女性已经是高龄产妇了。

如果你选择抚育下一代，必然占用大量的工作时间，并且学术竞争也是赢者通吃，如果你在职业初期就没有形成竞争优势，你在未来的职业发展当中就很难再获得一个比较有利的地位。有一些国家的做法是对学术女性进行支持，设立专项基金，申请资格是生育后又回到学术职业的女性，来支持她们的职业发展。

澎湃新闻：关于在政策上如何帮助女教师更好地实现职业发展，你的看法和建议是？

李琳琳：除了专项的基金支持，重视教学和人才培养也会有利于女性学术职业的发展。有一些调查表明，女性教师平均在教学、师生互动、学生指导等事务上花费更多时间。无论是性别刻板印象也好、社会期待也罢、可能还会有自选择的效应，女性总体上会在人际沟通相关的活动上投入更多。所以评价制度如果重视教学和人才培养，也有助于认可她们工作的价值。

澎湃新闻：大部分的学生可能看到女老师，就很期待她和蔼可亲，愿意跟你进行情感的交流。有自选效应，也有社会期待的效应。

李琳琳：对。这不光是学生对老师的期待、还有同事的期待、甚至女老师也会自我规训。

澎湃新闻：教育部最近出台了“破五唯”的政策，即要切实改变唯论文、唯学历、唯职称、唯帽子、唯奖项等倾向。你如何看待这项政策？以及你如何看待自己的研究的作用？

李琳琳：“破五唯”是对量化表现性评估愈演愈烈的一种纠偏。它旨在纠正“重科研、轻教学”的倾向、纠正“重数量、轻质量”的倾向、纠正急功近利的风气。大家对这项政策非常关注，也期待这项政策能够保护学术工作时间、缓解时间压力。当然，这项政策具体怎么落实、政策效果如何，还需要时间来观察。

教育学科的研究和政策的结合是很紧密的，除了论文发表、课题报告、发表报纸文章，还可以通过政策专报来为教育改革建言献策。通过研究者的研究，教育当中各个群体的生存状况都有途径被关注到，成为政策制订的基础。当然，除了政策制定之外，政策执行中所有的利益相关群体的观念也会影响政策的实施。所以我们的研究如果能引起读者的共鸣、让大家关注到这个问题，对问题的根源和影响有更深入的认识，也会有利于教育实践。在整个教育体系甚至社会体系中，不仅是政策制定发挥作用，每一个个体都是能动者，作为政策对象或者利益相关者、甚至舆论参与者，都可以对我们的教育和社会生活发生作用。

澎湃新闻：你可以给老师们的建议是什么？青椒们怎么样安排自己的时间能更好的适应现在的时间环境？

李琳琳：谈不上建议，只能谈我的感受。整个社会都有加速和过劳的趋势，大的趋势很难逆转。但我们每个人都是能动者，承受这种压力并生存下来，是紧要的任务。但在生存之外，还可以有自己的坚持，比如，在时间优先序列上，备课对我来说很有价值，再忙也不能放弃，放弃了之后上课会不自信、会沮丧、会对自己失望、会迷茫。想清楚了这些，会消解一些焦虑。

再比如时间边界，我可能没法做到周末不回工作微信，但是我尽量周末不去打扰同事、周末不给学生发邮件。随着有这种时间边界的人不断增加，这种文化就会逐渐形成。我觉得希望就在这里，我们每个人都是能动者。我对学术职业的前景还是乐观的，虽然现阶段竞争无比惨烈，时间要求与学术工作特征不符，但以学术为志业的这群人，都是有反思性和能动性的个体，会共同推动制度的发展。